明斯基思想的逻辑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其微观基础便是金融不稳定性，即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波动。
我们觉得，或许那才是最重要的。我想，如果有正确的刺激手段，这些必要的修理工作几周内就能完成，而不用耗上这些年。
即使不是立刻使用新的财政收入，基础设施投资也能轻松地减轻长期债务收入比，因为它能刺激经济增长，提高使用期限，减轻后代负担。我们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钱来修公路、现代化学校，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人是对的。副总统拜登更是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批评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让人感觉像处在第三世界国家。告别了长达40年的能源依赖，美国有可能在十年内成为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在旧金山，维修海湾大桥所耗的时间是1930年代建造这座大桥所花时间的近四倍。
这些人拼命工作，建起基础设施的核心，从而成为经费的主要受益人。我们需要保护，但是我们需要更有预见性和更快捷的管理。但出国护照却被留难，理由是研究生已在国家要重点培养的"人才"之列（当时研究生的录取率在2%以下），不可随便流失，因此误了八月开始的秋季学期。
"（王弼本道德经第五十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点苦头，在中间的三十年做了点事情，这点事表明了这点苦没有白吃，也为生命的后三十年能写出一点字添了素材。午餐后我们去盖蒂美术馆参观，那里耗资九千万美元购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画"鸢尾花"。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离开上海之前我曾和到访的普林斯顿经济学院院长做了面试，他应承录取我，不过次年秋季才能入学。
卢兄的幽默细通达、豪爽义气，和他的书法--我看了他在牢里长篇抄写经典的那一笔清丽端庄的楷书，足见他出众的定力，更让我体认到了人的多元性和复杂追求，而人际的沟通不但必须而且是可行的。我们不得不回溯演化的历史找其线索，深入到演化中铸就的人脑构造内部找其依据 ，才有可能洞悉人类的本性和人类合作的条件。
比如他的经典之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Behavior）值得人们反复研读。拿卢修一来说，他是巴黎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因言论触及了台湾的戡乱戒严法条，被囚禁了数年。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顶桂冠还难见踪影呢。
这给我相当深刻的教训，在博弈竞争中人们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标榜的原则，印证着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的教诲。我1981年底经香港飞抵美国，但误了学期，不能进几个更好的学校（包括宾大和布朗大学），只得去了南伊利诺大学（Carbondale）插读春季班。再套用老子的话语，"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当年和经济学会同样方兴未艾的大陆留学生团体，譬如政治学会，有不少就垮于一旦。行前他嘱托我代为照料文书联络事宜，遇到了这种场面，只得顶了上去代打。
库伯老师和我的另外两位博士导师--A.Charnce和G.Kozmetsky并称"三剑客"，都来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与梅隆大学合并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均是西蒙的好友。记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记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
学会能够安然度过1989年，并非水到渠成之事，天安门事件激起的群情鼎沸使学会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我和新任会长张欣和日后的会长海闻，在两种气候都还冰冻的情势下成行。于是靠他们帮忙，我被几所大学的录取并请到了助学金。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话，"我们欣赏了这么久，到底该付多少，才报答得了梵高？"一个典型的经济学计算。那年初春我卸任会长，兑现了向福特基金会做过的承诺，率队回国考察。
那年八月政治学会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当时我在上海财大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英语尚过得去，担任了美国专家们的助教。
中国致力于把将国家的合法权威提升为现代社会的税制，还是路程漫漫，但开放三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我们已经进到全球舞台在进行大规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已是无从回避的了。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那时财大的研究生院蜗居在中山北一路的一栋小楼里，三层有个图书室，只对教授和研究生开放，藏有数千册财经类书籍和期刊，大部分是1980年初美国来沪展览图书后留下来的。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
该学会近期出版25周年纪念文集《善始善成》，林毅夫、易纲、樊纲、茅于轼、华生等均在其中撰述。后来他高票获选"立法委员"，以在电视镜头里"立法院"的肢体冲突而闻名海峡两岸。在竞争群体之间，利他群体战胜利己群体。无法靠设计出人，无论是特蕾莎嬷嬷、或是雷锋叔叔、还是所谓"彻底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来制定和贯彻奏效的政策。
从媒体从机构甚至从参众议员那里，有不少到美国国会去作证支持制裁中国的要求。1990年我第二次台湾之行，蒋硕杰约见，其时他年高已不每日办公视事了。
我去美国相当早，尤其是作为自费留学生。在满足存活的要求后就追求两类重大的体验。
经济学家孙涤担任该文集编辑，在本文中他不仅回忆了求学经历与学会历史，更希望通过分享第一代学人在改制和市场化过程的经历，能对后来者有所启示。当时美国在中国的最惠贸易国待遇上争议极大，尤其是1989年，官方和民间都汹汹然，我在会长任期里，颇受到压力。
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事实上，不少此类要求临了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绝大多数会员也都恪守了作为中国人的底线。FT中文网特此刊出，以飨读者。正像老子说的，"出生入死。
记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Columbus）读硕士时，因为拿了奖学金无需打工，就去听了E.Kane教授的货币银行学高级课程，他是该领域的权威，尤其对金融监管有深入研究。不过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规则的制定上，中国还只是一个follower（跟随者），怎样争取成为setter（设置者），经济学人是责无旁贷的。
成为会员后，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却有意想之外的收获。所谓自费，实际上靠的是申请美国学校的助学金，这个主意来自在上海财经学院（现称财大）帮助培训财政部司局级干部的美国专家的指点。
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同时也借此机会，追谢历年来对学会的创立成长和各项工作做出贡献的不可胜计的友人和机构。
